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中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后来他又讲，“要做调查研究一定要‘下马看花’，不能‘走马观花’，要‘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这话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走马看花，匆忙一瞥，连现象都未必看全；驻马看花，时间稍长、看得稍细，但人还在“马上”，终究隔着一层；下马看花，沉下心来，看得见还要摸一摸、闻一闻，能照一照、能制成“标本”反复琢磨——这时候才谈得上接近本质。马克思讲“透过现象看本质”，“下马看花”正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

在日常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访基层、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往往形成一批重要调研成果。但如果往深里看，调研中仍有一些现象值得警惕：有的主管部门一摞摞台账、一份份说明摆在桌上，检查组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便以为掌握了“基本情况”。调研结束，点问题“隔靴搔痒”，提建议“点到为止”——看似圆满，实则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调研环节的一种折射。

总书记指出：“政绩观背后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调研浮浅，根子往往在政绩观跑偏。为什么不愿“下马”？因为“下马”出不了显绩、“看花”换不来台账，重显绩轻潜绩、重留痕轻实效、重迎检轻平时，“马”自然下不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更是校准政绩观的重要抓手——花看得真，绩才立得住；花看不实，绩就是空中楼阁。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开展了20多天的调查。他和入城赶集的农民、摆摊的商贩、手工业者促膝谈心，有时刚吃完饭就找人谈，有时晚上也到群众家里座谈，最后整理成5章39节、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仅对杂货店里出卖的洋货就列出131种。正是这次“下马”，让毛泽东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原则，也催生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篇《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喜欢用“解剖麻雀”研究问题，主张“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就容易找到门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下马”是姿态，“解剖”是方法，两者合起来，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与现象”范畴的朴素而深刻的回答。

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惟难”。调研讲方法论，更是一面政绩观的镜子。对被调研单位来说，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功在平时。近年来，制度框架日趋完善，缺的不是“文”而是“行”，不是“有没有”而是“落没落”。如果把迎接调研变成“赶材料”“堆台账”，搭一个“空中楼阁”给人看，调研就失去了意义；久而久之，作风会飘，真正的风险反倒藏在“材料之外”，未被发现、无从化解，将来必然被动。正确政绩观讲求的就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平时干得实，调研才经得起看；平时干得虚，再漂亮的台账也捂不住。重显绩更重潜绩，重面子更重里子，这才是“下马”该有的底气。

对下去调研的干部来说，调研本身就是一次“政治体检”——既查制度机制运转得通不通，也查民心民意顺不顺。毛泽东的经验是，去调查研究“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不要怕群众“好为人师”，群众的话要多听、多记、多想，必要时顺着想了解的方向往下引，上下结合、虚实印证，情况自然具体。总书记强调“干部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身入是下马，心到才是看花。政绩为谁而树？为老百姓。花不看真，绩从何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到每一次调研的姿态里、每一回“下马”的耐心上。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下马之后，还要肯解剖、敢碰真、能见底。寻乌的20多天、8万多字，是老一辈留下的样子；今天走到群众灶头炕边问寒问暖，是我们该交出的卷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到底是要让正确政绩观在大兴调研的实践中扎得更深、立得更稳。（文/史江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