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市委党校红色电影赏析协会（简称“红色影协”）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红色学府·电影传承”的使命，秉持“用电影滋养人生”的愿景。在近期恰逢红色影协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站在新起点上，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此，我们公开征集红色影评稿件，得到广大会员和红色电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现择优发布，以飨读者！

影片《1921》表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历史性时刻时，构图的精巧令人印象深刻，光线与色彩的运用也颇为用心，它们共同服务于叙事推进与思想表达。

大会正式开幕时，长桌居中，代表们分坐两边，显得平等和谐，是典型的对称式构图。同时，通过不均匀布光，画面形成前景明亮、后景昏暗的光影层次，既真实还原了历史场景，也赋予画面以空间纵深与历史厚重感。

张国焘与董必武、李达商量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时，三人围坐在桌旁。在圆形构图的景深镜头中，虚焦的马灯居于前景，火光照亮三人的脸庞。随着发言者的转换，镜头语言也随之变化。尤其当董必武将脸转向李达时，镜头移动，成为对称式构图，火苗恰好置于两人之间。在这场戏中，“思想的火苗”、“拯救中国的希望之火”始终处于视觉的中心位置，既是画面的光源，也富有隐喻意味。

参会代表转移至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时，湖水和山峦饱和的绿色，王会悟身上粉色的旗袍，她手上素白的纸伞，加上阳光带来的金色，构成了丰富的色彩谱系，并在“雨过天晴”的自然现象之中，融入饱满的政治寓意。

影片巧妙运用平行剪辑，在会场内的讨论与工人罢工的场景之间频繁切换。这一手法不仅勾勒出彼时的时代背景，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指向性。

在预备会议上，刘仁静提到英美烟厂工人在罢工，呼吁大家前往支援。董必武回应道：“我们是需要行动，但更需要一个政党，能引导行动的政党。”李汉俊随即补充，上海党组织已派遣李启汉前去组织、领导这次罢工。这场对话，既为后来工人运动的胜利提供了注脚，也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与使命，作了形象的说明。

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后，影片不时将镜头切至工厂内部：工人坐在广场上，一个大俯拍后镜头缓缓推移，又化入低机位的俯拍，突显出工人群体的规模与气势，以及潜藏于沉默之中的力量。影片还通过工人阅读进步书籍、号召唱歌、包扎伤口、火盆旁起舞等细节，凸显工人坚忍刚毅的人格特征、蓬勃的生命热情、激昂的人生追求。这些场景，使代表们讨论的无产阶级专政变得生动可感，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源。

影片还通过大量日常性的细节，让人物形象更加可感可触，并引导观众在细微处思考人生选择与理想追求等更为宏大的命题。

陈公博与周佛海虽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影片通过若干细节向观众暗示，这两个人终将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决议会议召开前，周佛海因与女友吃冰淇淋而闹肚子，于是说：“要不这样吧，算我弃权。我尊重大会的决议。”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既见性情，也见态度。陈公博在巡捕闯入时，虽显得镇定自若，但他的追求仅限于个人生活的安逸，一旦遇到危险便迅速与妻子去了外地。两人殊途，却同归于对个人利益的在乎。

密探黑皮在望志路搜查时叮嘱下属：“万一碰到激进党，机灵点，别白白送了性命。”这句台词点出了这些密探的本质：他们固然狡黠甚至凶狠，但更看重自己的性命。而会场内的共产党人，所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早已将个人得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

影片还在思想交锋的段落中，完成了对人物性格的敏锐把握。刘仁静言必称马克思，显得热血而纯真，但也多少有点书生气和理想主义。而毛泽东对于暴力革命的方式，以及农民是否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坚力量，尚有些困惑。这符合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也显现出毛泽东开阔的视野和立足中国国情的哲学思维。

影片的创作目的并不限于艺术性地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还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不同人生志向，以及他们对于中国前途与个人命运关系的独特理解。这样，“历史”在影片中就不是一尊凝固的时间雕像，而是成为人物“未来”的预演与伏笔，并对“今天”产生深邃的启示和引领意义。

（作者：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稿：上海市委党校红色电影赏析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