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滨海津城，那是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我从偏远山区基层部队来到繁华城市，到解放军某军宣传处报到。在机关门口等待这位素未谋面的宣传处长时，未曾想到这次偶然的相遇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当唐晓云处长从大门东边晨雾中走来，只觉没有首长的威严，倒像一位兄长般温和地询问时，自己隐约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位领导，更是一位真正的师者。如今回首，老处长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工作调动的表层意义，而成为一种精神血脉的传承，一种人格力量的延续。

学做人：修身正心，格物致知

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知。老处长教我“首先是学做人”，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着中国传统师道最精髓的部分。他自身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活注解，作为文革前南开大学毕业生，他腹有诗书却不张扬，珍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谦逊风范；身为领导干部，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记得我刚到军机关时，总急于表现写作才能，他嘱咐我为师团机关来员请坐、倒茶，为同事整理资料；早晨去锅炉房打开水，下午去收发室去取当日来报；上班先打扫办公室卫生，下班拾嗒好文件柜和办公桌面，这些细微事不可小视。他说：“抓笔杆子要先学会尊重人，文章才有温度。”成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点滴入手，且需坚持不懈。“不扫一屋何以安天下”。无论是个人进步还是社会发展，唯有珍视每一件“小事”，方能真正扛起“大事”的责任，让脚下的路通往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将品德置于才能之上的教育理念，与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思想一脉相承。

“做好了人,便能做成事;做不好人,事也做不成”；“善做人才能善做事。做官也是一样,善做人才会善做官。”老处长常常这样告诫：个人做任何事情必受人生观支配。做事为了什么?为贡献还是为表现?益于民还是祸于民?重德还是缺德?人生价值并不以权之大小而论、钱之多少而论,甚至也不依一时荣辱而定。人生价值在于德才所转化的服务实绩。如果斤斤计较、唯我是从、心术不正、坑蒙拐骗、欺世盗名、损公肥私,那样以利己为动机、以害人为后果,只能是一钱不值、为人共愤。人生价值是在群体之中实现的,是在群体之中、与群体一道并为群体奋斗实现的。离开了群体,就谈不上追求,理想,谈不上才华、贡献,因而也就谈不上成功、荣耀。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使自己有作为,得民心,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

“会做人，首要的一条是要备正心。”在如何做好人方面，老处长的许多告诫至今记忆犹新。为人要坦荡忠诚，一定要做到当面少说人长，背后少说人短。部队党员干部不论职务大小，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尽心尽力为基层、为退下来的老干部，为普通士兵多办实事。

有一件事，虽然过去已经近40年了，但还现在还栩栩如生地在我面前浮现。记得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一位老干事接到一位退休副军长关于办书法展费用的电话，他说回头请示处长。老处长知道后，非常温情地说，用“请示”二字不妥啊！当即把事情安排好，并专门召开处务会，嘱咐全处人员，一心一意、认认真真为退休老干部办事，为基层官兵办事，为部属办事，都犯不了错误，即使办过了，挨了批，也问心无愧。

老处长认为，正心一点通公道,只有正气才能正人，才能镇邪。歪心前面是非颠。歪心处事,事必毁；歪心处人，人必殃。人总是要跟正气,而不能跟邪气，即使有时邪能压正,邪再势,正吃亏,但得势者并不自在,吃亏者却是自安，人不用丧失信仰追求，不能丧失脊梁骨，不能丧失人格。要站着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如果见难不上,见危不扶 见死不救,见恶不斗,只图一时利,瞻前顾后，怕吃眼前亏,那就连人性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人性或党性!

这是极具智慧的“入门课”，它传递了一个核心观念：尊重是一切工作的起点，脚踏实地是成就事业的根基。

这些关于“人生价值”的论述，振聋发聩，彻底否定了以权力、金钱、荣辱来衡量价值的世俗标准，指出价值在于“德才所转化的服务实绩”，并必须在“群体之中”实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契合。

正心镇邪：他强调“站着做人”，要有脊梁骨，在邪气面前不能丧失信仰和人格。这是一种将党性、人性和传统士大夫气节相结合的高标准要求。

在老处长的影响下，我逐渐明白，真正的宣传工作者不是语言的匠人，而是思想的传递者、价值的守护者。

学做事： 知行合一，事必有成

实践出真知，磨练长才干。在“学做事”的教导中，老处长展现了卓越的带兵智慧。他处理问题既有宏观视野又注重细节，处长办公室里那盏常亮的台灯见证了他无数个审阅方案、修改文稿的深夜。他从不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而是引导我们观察部队生活、思考士兵需求。他说：“好文章不是坐在办公室憋出来的，是脚底板走出来的。”

这种注重实践的引导方式，培养了我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当我们跟随老处长深入连队调研，与普通士兵促膝长谈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记得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家正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关键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处于一种下海经商的热潮中，这给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都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部队来说，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青年应征入伍。

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有针对性地抓好家庭比较富裕士兵的思想家教育，成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回避的紧迫课题。

带着这个问题，那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老处长领着我们一行几位干事，来到武清杨村某团。整整两周时间，吃住在连队。老处长亲拟提纲，找来自不同地区的新战士开座谈会，个别促膝谈心，与连队带兵一线的干部骨干交谈，和师团领导、机关一起探讨，围绕“家庭富裕士兵究竟有哪些特点”、“家庭富裕士兵入伍对部队思想教育究竟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面对家庭富裕士兵不断增长趋势，部队思想教育应该如何加以改革”等问题，开展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这篇如何适应新形势要求、带好富兵的调查报告，先后被解放军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和总政部转发。最重要是为部队如何加强思想教育，带好富兵摸索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招法。

平常工作，老处长常常提到，作为机关干部尤其是在部队比较高一层政治机关，一定要做到立场坚定，不迷迷糊糊；办事认真，不马马虎虎；雷厉风行，不黏黏糊糊；讲究实效，不乍乍乎乎。这些精准地鞭挞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些经历和阅历，成为我后来作为副主编，参与编纂《中国改革开放大词典》、《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大词典》工作，以及从部队退休后参加一些聘任工作时最宝贵的方法论财富。

2009年，作为天津警备区退休干部，我正式移交和平区军休所。当年作为军休所关工委主任的唐晓云政委，带领我们几位军休所关工委副主任，在组织进行德资双助、帮扶家庭贫困学生的活动时，注意打造“没有围墙的的社会大学”，推动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注意挖掘利用鲜活社会资源，组织受助学生开展“感知社会、领悟人生”系列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企业、乡村、军营等地，到社会一线前沿耳闻目睹亲身感知感悟，懂得书怎么读，路要怎么走，人要怎么做。

在老处长的指导下，2010年初，我采写的“资助学业、德助做人”、“感知社会、感悟人生”的报道，分别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媒体刊登。

学写作： 我手写我心，文以载道

言为心声，辞达而已。至于“学写作”，老处长本身就是最好的教科书。他的《带兵散论》、《修身漫论》，充满部队基层、社会前沿智慧的思考；他的格律诗词既恪守传统格律，又洋溢着时代气息。“文章要有风骨，像军人站军姿一样端正；又要有血肉，像老百姓说话一样朴实。”他修改稿子，一字一句一标点，改后还在稿纸边上标注为什么要这样改，那密密麻麻的红色字迹，不仅是文字修饰，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塑造，教会我们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谈到起草一些调查报告、工作经验、日常文件，老处长有一一条硬性规定，那就是切忌冠冕堂皇的套话、大话、绝话、车轱辘话，要求写具体、写实在。诸如讲一件事情的意义，一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出现“提高认识”、“摆上位置”、“排上议事日程”之类的话，究竟怎么重视的，写具体。不可腾云驾雾，隔山买牛，如同吃饺子一口要不到馅。总结一项工作，一项活动，说存在问题和原因，不可出现“发展不平衡”、“用上级的指示、形势发展要求来衡量”之类的泛泛空谈，是什么问题讲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讲什么原因。

这种“反对空谈、注重实效”的文风，是对不良习气的彻底摒弃，是写出有价值、有生命力文章的根本。这种既重形式又重内容的写作观，使我在《人民日报》，包括近10篇《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章，努力追求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至今回想起来，我深深感悟：老处长的教育之所以产生深远影响，在于他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师道、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他身上既有湖湘文人“格物致知”的学术追求，又有革命军人“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既能写出锦绣文章，又甘于做默默无闻的育人工作。这种复合型素质的确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和管理，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这对于自己乃至一波又一波后来者的培养，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而是通过言传身教完成的精神接力。

平常无论是做文章还是布置一项工作，为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办事能力，尤其是发现分析问题，快速圆满处理问题的能力，老处长经常出题目让大家思考，组织集体讨论，让每个人都发言，最后他总结。这样大家深入思考，各抒己见；既开动了脑筋，又对比了众人的发言，从而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若干年后，自己也走上了军机关宣传处长的岗位。每当我提笔为文或审阅稿件时，常会想起唐晓云首长伏案工作的背影；每当面临职业选择或人生困惑时，总会记起他"先做人后做事"的叮嘱。这种影响已经融入血脉，成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内在准则。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老处长那种将传统文化精髓、革命道德理想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的人格范式，尤其显得珍贵。

我懂得，真正的师者不仅传授知识，更要点亮心灯；真正的教育不仅改变命运，更要塑造灵魂。

岁月流逝，师恩永驻。老处长当年牵起的不仅是一个基层干部的手，更是一颗求知若渴的心；点燃的不仅是一段职业生涯，更是一种精神火种。这火种照亮过我的人生，也必将通过我传递给更多后来者——这或许就是对一位师者最好的敬仰与回报。（天津市和平区军休干部 汤尚罗）